晏星寫文章很注重時機,本文〔1〕刊出時恰逢中華民國成立後的第二個甲子年(1984年)的郵政紀念日(3月20日)。第一個甲子年(1924年)也是很有故事的,見本文〔1〕的第一段;就郵史而言,也至少有三件大事:(1)上海的郵務管理局大樓(現為上海郵政博物館)於年底落成,這是上海外灘的標誌性建築之一;(2)上海郵務工會於是年8月成立,之後全國各地的郵務工會就紛紛成立。中國郵工運動的大老之一,陸京士先生〔2〕也在這一年考入郵局為郵務生(現在的郵務員);(3)當時任上海郵務長的挪威籍客卿,多福森(Erik Tollefsen,1872 — 1938)〔3〕於這一年的6月及7月頒佈了兩項訓令,「關於新進人員應知各要端」及「有關一般郵員品行及應守各要端」,其中充滿了人性化與企業化管理者的苦口婆心。按所謂〝人性化管理〞雖是新名詞,實在已充斥於這兩份百年文獻的字裡行間〔4〕。陸京士先生入局時的委任狀及同時獲頒的這兩件「員役事務訓令」均全文列於本文中作為附錄。原文無標點,晏星酌加,已便讀者。這三份文件的原件現珍藏於郵政博物館。
訓令中提到了〝防後金〞,這是中華郵政當時曾有的一個員工的養老退休基金計畫,名為保險防後金(Guarantee and Provident Fund,簡稱G. P. Fund);其理念相當於我國多年後才實施的「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共同提撥制)」,該基金自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起才正式實施。反觀中華郵政曾於1919─1927年間實施「防後金」,可謂高瞻遠矚。本期《交通建設》中,緊接著本文的即是晏星介紹此一早年中華郵政曾實施的退撫基金制度的文章〔5〕。按此計畫的推動人也是多福森,可見他曾對中華郵政有過卓越的貢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