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郵史大事發生在公元1897年（清光緒廿六年，歲次丁酉）。晏星在2003年寫了一系列的七篇郵文 〔1 ─ 7〕，題為「話說1897那一年」。這七篇文章，基本上自成體系，可以看成一篇長文；其子標題也是連續的；如下：
從這大綱，讀者不難發現，1897年在郵史上的重要性。首先，「大清郵政官局」在這年開張大吉了。前一年（1896），清廷已核定了「郵政章程」，郵局開辦與法有據。大清官局遲遲未能正式掛牌作業，有很多原因：清廷並未撥付經費（由海關分攤，屬暫借性質）；郵資擬改用洋銀（銀圓）為計價單位，須全面換印新郵票；「郵權統一」問題：當時除「客郵」、「民信局」外，尚有「兵部郵驛」和所謂的「文報局」在中國收寄信件。待諸事稍有頭緒，赫德才同意首任的郵政總辦（Postal Secretary）葛顯禮於1897年的2月20日正式開張。這黃道吉日恰是赫德的62歲壽辰，或許這是巧合，也有可能是他的幕僚有意為之，按赫德與慈禧太后是同庚。有的讀者可能知道，1897年又是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就位50週年慶（鑽禧大典 silver jubiliee）；赫德與許多海關客卿都是英國人，可能想要以政績為賀，選在這一年難道又是個巧合嗎？
1897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蟠龍郵票」出爐。文中，晏星簡介了「石印版」和「倫敦版」的兩種「蟠龍郵票」，集郵家通常稱之為ICP（Imperial Chinese Post）與CIP（Chinese Imperial Post）。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一）」一文的末尾，晏星歸納了「蟠龍票」的一些典故：（1）費拉爾是主要的繪圖員；（2）「蟠龍」，「躍鯉」和「飛雁」三種「蟠龍郵票」的主題是赫德規劃的；（3）最終敲板的是光緒皇帝；（4）因蟠龍票發行延遲，無法配合大清郵政官局揭幕開張的進度，葛顯禮只好用庫存的「小龍票」、「萬壽票」及小額面值的絳紅色「海關印花」加字（大清郵政）、改值（「當 X 圓」或「暫作洋銀 X 分」）充數；（5）在這官局與海關郵局銜接“青黃不接”之際，花樣百出且早有變造劣跡的費拉爾乘機“製造”了各種變異票，後來成為中國古典郵票中的珍寶，也使紅印花票在華郵研究中成為顯學，所謂「紅學」。
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二）」一文中，晏星簡介了赫德與葛顯禮之間的矛盾，導致在大清郵政官局成立之際，葛顯禮掛冠求去。此一事件，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三）一文中有補敘：他們兩位，一個是牢騷滿腹 一個是意興闌珊。雖說，赫德不得不傷腦筋為葛顯禮的離職善後；但他仍公開表揚德璀琳、葛顯禮與李圭對華郵創建的貢獻。在給金登幹的信中，他提及斐式楷、雷樂石和馬士為可能的郵政總辦繼任人選。最終，由戴樂（F. E. Taylor）暫代。也在那一年，費拉爾因鎮江商埠書信館印票弊案爆發而鋃鐺入獄。
萬國郵聯（UPU）大會於1897年5月5日至6月15日間在美國華府舉行，大清郵政也應邀以觀察員的身份派員參加。中國代表為欽差大臣伍廷方、戴樂（郵政總辦）、墨賢禮（H. F. Merrill，海關稅務司，美籍）與赫承先（Edgar Bruce Hart ，赫德的獨子）。按赫德曾有意培植其子繼承其志業，最後是失望了。在大會上，伍廷方曾代表我國發表宣言，報導大清郵政現況，稱將統一郵權（見「話說1897那一年（之四）」）。的確，赫德在1897年完成了將上海公共租界組成自治的行政機構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其他通商口岸也有類似的機構）轄下的書信館（local postal office，簡稱工部信局，L.P.O.）併入大清郵政官局。其實，海關郵政一向利用工部信館送信；這兩個機構是相輔相成，分別負責各埠間與當地的信件遞送工作。據晏星回憶，他於抗戰勝利後至上海，郵局同仁仍稱信件遞送部門為「工信間」。因為提到上海工部郵局，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四）」一文中，晏星補述了海關郵政時期的大龍福利封中上海福利公司的故事，加了福利公司在1897年的照片。圖中，該公司正張燈結彩，慶祝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就位50週年慶。
從集郵家的觀點，1987年的郵界大事莫過於蟠龍票的發行，與大圓戳的就位。這兩件大事是「話說1897那一年（之五）） 一文的主題。晏星說：「郵票與郵戳本是同根生。英文的STAMP 這箇字，原義就是戳章，而衍申後郵戳的意義，倒是以後的事。事實上，用蓋戳的方式來表示「郵資收訖」，歷史遠較郵票誕生爲早，中西各國莫不如此。難怪早期國人對郵票的稱呼用「信資圖記」四字，而西方人爲區別「郵戳」與「郵票」，也分稱之爲Hand Stamp (手蓋的郵戳) 和Adhesive Stamp （可以粘貼的郵戳）了。彼此的淵源，可想而知。」晏星特別關注「蟠龍票」的發行日期與「大圓戳」的啟用日期，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他的相關郵文，見「蟠龍票」專輯。
緊接著，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六）」一文中，晏星介紹了八卦戳與郵資改用洋銀問題。 他說：「如果把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啓用的大圓日戳視爲我國郵史上的「第一枚郵政日戳」，那麼在此之前所出現的種種郵戳（廣義的郵戳）皆應稱之爲「中國郵戳史前期」之戳，而這些「史前期」郵戳中最靠近于大圓戳者，自應推「八卦戳」。」八卦戳。嚴格地說，「八卦戳」不是郵戳（postal dater），而只是一種郵票的銷印（stamp canceller、obliterator or killer) 而已。1997年，因為大圓戳製作不及，由八卦戳上場代打。
「郵資改用洋銀」在我國郵史上是樁劃時代的大事，關聯到郵資和貨幣的關係，直覺上，一般會猜測此舉與財政幣制之變革有關。晏星在「話說1897那一年（之六）」一文中，強調並非如此。郵資的研究，在郵學中是一重要課題。在本文中，晏星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解釋紋銀與洋銀的區別。他也指出，雖改用洋銀為單位，銅錢仍在民間通用，洋場十里的工部信館也以「文」為信資 ；且內地郵局員工以銅幣支薪。
最後，在本輯的完結篇「話說1897那一年（之七）」裡，晏星考據並論證「郵資改用洋銀」是歷史上的必然：「海關郵政自始就是盯著工部信局“亦步亦趨”，“邯單學步”；大清郵政於1897年開張之後，既然志在“彼可取而代之”，則郵資之以洋銀計算，原也是工部信局行之有年的辦法，焉能不跟進？」。自1863年工部信局成立後，先後發行的「工部大龍」、「工部小龍」，其郵資面值都是「紋銀」，直到1877年才改為「制錢Cash」。到了1890年，郵資面值改為「英洋」（或稱洋銀）的「分 Cent」，採十進位，與制錢的兌換率為一與十之比，而非紋銀的一分換16文。此舉顯然影響到1897年成立的大清郵政官局，赫德支持葛顯禮的提議，郵資採用十進位「圓」、「角」、「分」的洋銀。此外，由於工信局郵資有本、外埠之別，我國郵資分類裡才開始有「本埠郵資」。晏星指出，自1897年起的近三十年內，我國郵資變革的考量，一是承續工部信局的舊制，一是對抗民信局的競爭，平信郵資曾低至洋銀一分，是當時舉世最低的郵資。按：舉世聞名的英國「一便士郵資Penny Post」，平信郵資為一便士。一便士相當於銀圓四分。如此削價競爭，致使大清郵政創辦之初，可謂是慘淡經營，負債累累：1904 ─ 1911年間，海關協濟郵政之款項達一百七十多萬兩。晏星認為，這可能是赫德有意為之。一方面，他要讓清廷的「大人」們不要認為郵局是個肥缺，有油水可撈。另一方面，法國一向虎視耽耽，想要主控中國郵政，要求委派法人為郵政總辦，又在我國西南各省開設客郵。赫德讓郵局顯露窮像，以冷卻法國的野心。本文的最後一部份即赫德與法國當局的鬥智鬥法，介紹了最後擔任郵政總辦的法籍郵政客卿帛黎與鐵士蘭。
綜上所述，這個專輯中有許多郵人與郵友關注的課題，如蟠龍票、紅印花票與匯銀執據；大圓戳與八卦戳；「郵政客卿」：赫德、葛顯禮、鐵士蘭與馬士，中華郵史上的經典郵票（classic stamps）史上曾寫下濃濃一筆的繪圖員：費拉爾；「大清郵政章程」、李圭與《郵政寄信條規》；統一及收回郵權等。不過，大家可能不會馬上醒悟這些大事都發生在1897年間。讀了本專輯，郵人與郵友可以對這些郵史事件與課題有概括性的瞭解，再對最有興趣者進行深入的探討。晏星曾寫過許多與這些課題相關的郵文，可以參考。
1897年還有一件郵史大事：根據天津條約，清廷須負天津、北京間各國公使館郵件（Legation Mail）遞送之責。由於「津（天津）沽（大沽口）封凍」，每年12月初至次年二月杪，各國公使館之郵件，須改由鎮江寄發，係用馬差，要12天到14天，且所經路程，均極危險。1897年，赫德提出改以煙台和北戴河兩地為轉遞郵件的據點。如此，上海到北京的信件只須五日即到。此一辦法立蒙總理衙門同意照辦。因此，從1897年冬令開始，南北的「冬令陸上郵班Winter Overland Mail Service」，簡稱「冬令郵運」就改觀了。詳情請參閱晏星「冬令郵運」專輯中之相關文章，參見〔8〕。
備註：
封翁：「話說1897那一年（之二）」，《今日郵政》No. 547，民國92年07月號，pp. 20-27，2003.07 。（缺p. 27, 2023.08.24）
晏星：「津沽封凍和冬令郵運 」，《今日郵政》，No. 401，pp. 16-18 ，民國80年05月號，199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