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沙魚涌郵戳古封再探抗戰郵運史跡-關於西伯利亞郵路轉運問題的探索」

本文〔1〕為晏星重要的郵學著作，「沙魚涌郵史研究」專輯中的一篇文章，其內容又與「歐亞郵路」有關；作者涌友，所謂「涌友」應是指「沙魚涌郵史研究」的同好。由本文的風格看來，及在註一中詳列了晏星到本文發表之時（1994年5月）已在《今日郵政》發表的11篇文章來看，大概率是晏星所作。

本文之主題是沙魚涌實寄封中一個特別的類別：寄往歐洲者。稍早，稍早，何輝慶教授曾報導他購得的兩件沙魚涌實寄封，分別寄到瑞士與荷蘭。這三封實寄封的共通性是寄信人都要求經由西伯利亞郵路交寄，因此晏星在文中花了一些篇幅介紹「歐亞郵路」。本文主要介紹旅美集郵家王滌凡先生所藏的「兩頭塘封」（寄自湖南兩頭塘，在寶慶（今邵陽）附近），見頁26的彩圖。本信的基本資訊如下：

• 銷印日期：民國29年（1940年）2月25日（比長沙封更早幾個月）。

• 寄出地點： 湖南邵陽兩頭塘（利本責會設有傳教站）。

• 寄件人： 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縮寫為CIM；1964年更名為更名為 「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縮寫為OMF）的利本責會（與內地會關係極為密切的德國 「同工會」/「立本責信義會」，簡稱「立本責會」，Liebenzell Mission，1899年作為內地會的德國分部成立，其組織網絡也延伸至荷蘭，兩地招募的傳教士經常被一同編組）傳教士 M. Wilhelm〔2〕。據了解，為了避免不同差會重複開拓造成資源浪費，內地會採取「分省負責」的策略。進入 20 世紀初期，內地會將湖南省的大部分福音事工，直接指派給其德語系與荷蘭的聯屬差會（如 Liebenzell Mission 及相關歐洲同工）來全權負責。 這些來自荷蘭與德國的傳教士在湖南的長沙、洪江、寶慶（今邵陽）等地區建立了宣教站、開辦醫院（在洪江與寶慶）、學校及孤兒院，並在當地深耕數十年，直到 1950 年代初期因政治局勢變更才陸續撤離。

• 收件人與地址： 寄往荷蘭的多倫（Doorn, Bergweg 7），收件人為 Mr. and Mrs. van Kol-Volz ("Herrn u. Frau van Kol-Volz").〔3〕。按此與何教授所藏的「長沙封」的收件人及收信地址是相同的（ "Herrn van Kol" or Mr. van Kol，同址) 。用荷蘭文標示的 aangekomen（寄達） 27-4-40。 多倫（Doorn）位於荷蘭中部的烏特勒支省（Utrecht），座落在著名的「烏特勒支丘陵國家公園」（Utrechtse Heuvelrug）核心區域。這裡不同於大部分低窪、平坦的荷蘭水鄉，而是由冰河時期留下的沙丘、茂密古老森林（如著名的 Kaapse Bossen 森林）與丘陵地形所組成，景緻非常優美、寧靜。該鎮位於省會烏特勒支市（Utrecht）東南方約 20 公里，距離首都阿姆斯特丹大約 50 多公里，屬於歐洲典型的富裕、低密度住宅小鎮。多倫在國際歷史上最著名的事蹟，可能是她為德意志帝國末代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退位後的終老之處。他在 1920 年流亡荷蘭，買下了鎮上的「多倫莊園」（Huis Doorn），並在此隱居。

Bergweg 在荷蘭語中字面意思是「山路」（Mountain/Hill Road）。這正印證了它位於烏特勒支丘陵區的地理特徵，是一條穿梭在森林與坡地間的優美街道。 根據荷蘭當地的地政資料（KadastraleKaart）記載，Bergweg 7 號的這棟主建物〔4〕建造於 1928 年，佔地面積相當開闊。更有趣的是，這個地址時至今日，依然與宗教團體有著深厚因緣。目前該處是一座名為 “Elim”（以琳） 的基督徒生活共同體與家庭教會（Huisgemeente）的所在地。這恰好呼應了 1940 年時，它作為支持內地會海外宣教的敬虔派（Pietists）家庭或差會網絡的歷史脈絡。

兩頭塘封（2月寄、4月到，約60天）： 走西伯利亞極速郵路，當時荷蘭尚未淪陷，因此只有香港檢查戳，並無德軍檢查戳。  長沙封（6月寄、9月到，約83天）： 該信之郵路歷經波折，可能是走蘇伊士郵路。抵達時荷蘭已在德軍鐵蹄控制之下，因此背面被蓋上了好幾個德軍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縮寫為OKW）的納粹軍徽檢查戳。  

長沙封與兩頭塘封上都有沙魚涌郵局加蓋的「到沙魚涌時已濕 Received Wet at Shayuchung」標示章以明郵政責任。兼用中英文也驗證了該局「國際郵件交換局」的身份。這表示這兩封信在過境廣東時因山洪或暴雨，郵袋嚴重受浸。按與此信同時由邵陽寄出的一批郵件（包括一封同日寄出的湖南省政府公函封）在途中擠壓黏貼。這封荷蘭封的背面，甚至反印（沾染）了鄰封「湖南省政府」的紅色框點與字樣（如26頁下圖說明），這是戰時郵運艱辛的鐵證。

備註：

1. 涌友：「從沙魚涌郵戳古封再探抗戰郵運史跡-關於西伯利亞郵路轉運問題的探索」《今日郵政》No. 437，pp. 16-21、26，1994.05  [民83.05]。

2. 傳教士 Karl Max Wilhelm（馬克斯·威廉 / 中文譯名：魏華中）。馬丁·魏海姆生於1897年，於 1920年代初期 受利本責會差派，赴中國宣教。在華期間，他娶了同為利本責會籍德籍女宣教士 瑪麗亞（Maria, 婚前姓氏為 Langenzon 或類似歐陸拼音）。他的主要宣教基地正是利本責會負責的「寶慶（邵陽）教區」，並長期駐紮在兩頭塘（Liangtowtang）。他在當地除了拓荒佈道、建立教會外，還深度參與了戰時的難民救濟與醫療援助。民國29年（1940年）當他從兩頭塘和長沙寄出這兩封信時，他已經在中國湖南生活了近 27 年，是一位非常資深、能流利掌握湖南官話、且在當地深受尊重的「老內地會人」。當時正值抗日戰爭相持階段，長沙經歷了數次大會戰與文夕大火的摧殘，他在信中極可能是在向荷蘭的支持者報告湖南戰區的慘烈現況、孤兒救濟金的急需，以及宣教士在戰火中的堅守。

3. 收件人為 Mr. and Mrs. van Kol-Volz ("Herrn u. Frau van Kol-Volz")，在荷蘭傳統中，van Kol-Volz 這個姓氏通常代表 van Kol 家族 的男子娶了 Volz 家族 的女子，她婚後所使用的冠夫姓稱呼（或反之）。這個家族與荷蘭、瑞士以及德國邊境的敬虔派福音網絡（與利本責會的早期資金來源高度重合）可能有著數代的淵源。

4. Bergweg 7 號的歷史與主人：根據荷蘭多倫「以琳使團（Stichting Elim）」現存的基地歷史檔案以及荷蘭戰時檔案（WEGGUM 歷史文獻）記載：多倫 Bergweg 7 號 這片佔地 1.15 公頃、緊鄰森林的開闊莊園，在 1930 年代的建造者與擁有者是荷蘭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左派政治家、荷蘭社會民主工黨（SDAP）國會議員——亨利·范·科爾（Henri van Kol, 1851–1925）的後裔；該莊園於1928年落成。亨利·范·科爾過世後，這棟巨大的莊園由他的家族繼承，在 1930 至 1940 年代期間，文獻明確記載該物業的管理者與投資者即為 范·科爾（van Kol）家族。他在花園裡建造了大量的實驗性水流、拱橋與藝術景觀（Folly architecture），甚至在二戰前夕建造了一個防毒氣的防空洞。歷史上，亨利·范·科爾議員在投身政治前，曾身為水利工程師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工作並生活了 16 年，累積了驚人的財富，他的家族與亞洲、國際殖民地事務以及當時在東南亞活動的歐洲基督教宣教/人道救濟網絡有著極深的社會關係。